也令天敌日本刮目相看

2019-09-08 21:50

第二次觉醒,是辛亥革命。革命的大本营就设在日本东京。苟延残喘的清廷令中国民间精英看到了和平手段的无望,转而奋起暴力革命。黄兴、孙中山等组建革命党同盟会,在国内无法立足,均远渡日本蓄势待发。其间革命党人,大多为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这些青年近卫军无一不受到日本铁血的武士精神影响。据有非凡果敢的行动力。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其间,日本著名思想家北一辉,极为推崇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一辉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国。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运动。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所以他强调日本因素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认为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

到了北洋军政府时代,日本主宰皖系段祺瑞部,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亚洲大哥易主,昔日大哥,如今跟着小弟混,远东外交,日主中从的局面形成。

然而,即便近邻助产,也并不会使久病的老大帝国迅速崛起,辛亥革命之后,日本仍是压在中国心头的一块巨石。超越天敌短期内不仅不可能,而且摄于天敌之威还愈演愈烈。自《二十一条》,日本堂而皇之成为北洋的太上皇。日主中从的局面呈可持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将这种尴尬而屈辱的局面推向极致。

尽管中国谈判代表有的表现很出色,但他们背后的政府却指令: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段祺瑞的政府没有日本人扶持更支撑不下去,岂敢对日说个不字?日主中从成为既定的外交国策。

北一辉的言论虽然是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政治革命的阐述,但客观来看,辛亥革命的日本元素是不能排除的。它既是以日为师的继续,也是以日为据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日本见风使舵,趁火打劫,对德宣战。然而日德交战的主战场,却中国本土胶州半岛。

天敌可以令你自断尾翼,也可令你长出翅膀,虽然中国民间从日本那里得到三度觉醒,但可叹,从政府层面上,近代中国政府五十年间,得过且过,有舍无得。

巴黎分赃会上,中国外交受辱,引发举国觉醒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发端,也是日本刺激下的第三度觉醒。

第一次为戊戌变法,乃康梁等书生发动,公车上书是晚清读书人以日为师的愿望与发端,虽因保守势力强大仅维新百日而未果,但毕竟唤起向天敌靠拢的猛醒。

他们一方面汲取了日本尚武精神,另一方面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等近代思想家的思想,使他们树立起武力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信念。历尽磨难与牺牲,最后他们用一场辛亥革命让皇帝在中国成为历史,其壮举不仅彪炳千秋,也令天敌日本刮目相看。

在日主中从半个世纪里,在日本的刺激下,近代中国发生了起于民间精英的三度觉醒。

家门口的敌人,要靠友邦来清除。这是中国的屈辱,但却是日本在巴黎和会显耀的资本。这种摆在桌面上的硬实力,不是靠中国外交人员能够改变的。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晚清越打越乖,再不敢以天朝大国自居,对近邻这个蕞尔小国也以友邦代倭。中日关系没有越大越僵,反而越打越密,垂死羸弱的清廷再不敢举枪叫板,而是代之以橄榄枝,频送秋波。

从实力与国际地位而论,日本是有资格藐视中国的。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席位5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而中国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少,仅有2个。所以,尽管陆徵祥、顾维钧等中国代表费尽口舌,但远东甚至中国的事情还是日本主导,在日本的一再坚持下,中国希望得到5个席位的大国请求终归是奢求。